128号公路是波士顿一条半环形高速公路，在20世纪50 年代初，这条高速公路是美国高科技工业的代名词，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散落在这条公路的两侧。1955年，《商业周刊》称128号公路为奇迹半圆，而《福布斯》则称之为“美国的科技高速公路”。到1970年，全世界10家最大的科技公司中有6家位于128号公路旁。

当128号公路正经历着二战后的迅猛发展时，圣何塞（加利福尼亚西部，硅谷中心城市）还是个农业区。但在不知不觉中，一群怀揣着被波士顿的大公司所忽视的创意的创业者们，却在硅谷扎下了根，到20世纪80年代初，硅谷已经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业公司：因特尔、苹果、思科、甲骨文等等。

到1985年，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员工几乎是128号公路的两倍，在随后的几年里，硅谷的优势有增无减：Netscape、Google、Netflix、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而波士顿地区的一大批老资格技术公司都倒闭了，比如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和王安电脑公司，仅仅不到50年的时间，硅谷就变成了全世界的科技中心，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却最终崩溃了。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创新上的差异呢？实际上，导致波士顿科技产业落后的某些因素也正是波士顿最初的优势所在。

几十年来，128号公路都是由数量很少的几家大型公司主宰的（仅DEC一家公司就至少有12万名雇员）。这些公司非常大，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能够实现自给自足，DEC公司不只生产微机，还生产计算机所用的芯片，也涉及这些芯片所用的软件。DEC公司负责研发工作的副总裁形象地把DEC形容为“一个实体，运转起来就像是地区经济的一个孤岛”。因此波士顿的科技公司对保密工作非常重视，DEC的科研人员不许跟王安电脑公司的人讨论工作上的事情，同时严格执行竞业禁止条款和不泄密协议：一个公司的前员工禁止去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科研人员不许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

对于128号公路的公司来说，垂直系统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但却不利于创新。城市之所以拥有创造力，信息的自由流动是首功之臣。虽然波士顿有著名的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还有大量运营良好的公司，可说是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间缺少互动，每个公司都是一个孤岛，这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创新难觅。

而硅谷的水平互动文化则与波士顿科技产业的垂直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这里的公司（在最初）规模小、经验少，它们往往不得不在同一个项目上展开合作，或者共用工程师，这导致了交叉关系的形成。随着人们从一个项目跳到下一个项目，这种项目之间的网络导致员工的流动率居高不下。20世纪80年代，硅谷公司员工的平均任职年限不到两年，竞业禁止条款几乎没有在加州实施，这样，工程师和高管就能毫无限制地回到人才市场或者为竞争对手公司工作。硅谷的产业体系不是以一个单独的大公司为基础建立的。相反，专业化的网络和一帮相互交换支持的工程师是这个地区的显著特征。非正式的知识和技能网络真正成就了硅谷：这种网络的形式可能是咖啡厅和酒吧的随意交谈，也可能是全凭兴趣成立的俱乐部。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个俱乐部成立最初的目的只是让极客们制作自己的计算机，但它却在硅谷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苹果的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都是家酿俱乐部的成员，沃兹尼亚克最初只是想做出一台能去家酿俱乐部炫耀的个人电脑，在每一次的聚会时，他都能从其他成员的最新情报和设计中获得灵感，在这里他制作出了个人电脑Apple I和Apple II，并在乔布斯的劝说下离开了惠普，与乔布斯共同创立了苹果公司。哪怕是在苹果公司发展起来之后，并且已经获得风险投资的情况下，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还依然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同伴那里得到帮助。

不仅是沃兹尼亚克，家酿的成员们都从这个俱乐部中获益良多。首次聚会几个月后，就有75%的会员设计出了自己的微型计算机。而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竟催生出超过200种个人电脑，孕育出诸如奥斯本、克罗门克等名震一时的电脑公司，并缔造出一个全新的行业——电脑零售业。

加利福尼亚州保护人才流动和支持创新的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即不允许公司雇主与员工签署竞业禁止条款，但物理意义上的人才流动可能只是创新文化的第一步，知识和技能自由流动的社交网络才是创新的真正源泉。中国的科技产业管理者应当意识到，与996的加班模式相比，让员工有时间和空间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点工作之外的事情，在工作的网络之外，建立起知识和技能的非正式社交网络，或许是促进创新的更有效的方式，也更能发挥人才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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