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刘伟面对着长长的挂号队伍正在发愁。刘伟来自河北廊坊，是一位普通的公司白领。6岁的儿子患哮喘，去廊坊的医院里看过多次，但久治不愈。于是刘伟请假来到了北京，想在著名的北京儿童医院里找个专家给儿子看看，却一号难求。这时，两三个票贩子主动围拢过来，表示无论什么科，也不管是普通号还是专家号，他们都有办法给挂上号。无奈之下，刘伟花了500元钱，从票贩子那里买下了一位呼吸科专家号，一个月后他就可以带着儿子来看专家门诊了。

虽然医改已持续了多年，但这样的场景，在全国诸多知名三甲医院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大国医改，无论是庙堂还是坊间，各种呼吁与制度设计，都不得不面临同样一个困局，那就是医疗资源的增长远落后于患者的需求。据统计，2004 – 2013年间，中国的医疗机构年增长率为1.5%，医务人员数量的年增长率为4.9%，床位数增速为7.34%。同期，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由39.91亿人次增加到73.14亿人次，翻了将近一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96%；而住院人数由6657万人增加到1.91亿人，几乎增加了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42%。

其实这样的困境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水平后，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政府和国民所能投入于医疗保健的费用总是有限的，而医疗保健却不得不陷入一个看似永恒的矛盾之中：随着新的药物、技术和治疗方式的诞生，治疗的费用变得越来越贵；与此同时，我们却希望社会有限的总费用可以治疗越来越多的人。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爆炸的一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本来就会推高社会总体的治疗费用，而为了治疗由于生活方式转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引发的慢性疾病，医疗需要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加上本就昂贵的急性、致命性疾病的治疗费用，更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

站在创新的角度，我们能否给已经陷入重重阻碍的医改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议与思路？企业战略管理和创新专家Christensen Clayton教授在他的颠覆性创新的理论中指出，除了在现有市场进行的“持续性创新”外，当现有产品和服务好过头时，会诱发“低端颠覆性创新”发生，或者当现有的产品和服务限制了潜在顾客的消费，则会诱发“新市场颠覆性创新”。以此理论来检视医改的困境，我们会发现，同时存在着大量“低端颠覆性创新”和“新市场颠覆性创新”的机会，而且事实上，这样的创新随着医疗行业的发展，早已经、而且一直在发生着，例如：

• 发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血管成形术（即俗称“装支架”），使得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的治疗与之前的心脏搭桥手术相比，来得更为简便、低风险和低成本，它不需要经过特殊训练的外科医生来执行，心血管医生自己就可以进行治疗：对应到 <图一、基于医疗水平的颠覆性创新 – 心血管治疗案例> 中，原先需要由极少数的心血管外科专家才能实施的治疗，现在可以由更多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心血管医生来实施了；
• 1980年后家庭血糖监测仪的发展，使得原先需要综合医院中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昂贵的医疗分析仪器进行的血糖检测工作，现在完全可以由糖尿病患者在家中准确地自行检测。他们需要做的，仅是刺破手指，挤出一滴血，通过钢笔大小的电子监视器，将血糖信息转化为可读的液晶数字，显示给病人了解：对应到 <图二、基于治疗地点的颠覆性创新 – 血糖检测案例> 中，自我治疗取代了去综合医院进行血糖检测。

图一、基于医疗性能的颠覆性创新 – 心血管治疗案例

图二、基于治疗地点的颠覆性创新 – 血糖检测案例

有意思的是，如果比较上述两项医疗创新成果对于美国和中国医疗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家庭血糖监测仪的出现为两个市场的病人带来的是几乎同等程度的价值（体现在检测的便利和低成本上）。

而对于血管成形术，情况则不尽相同：血管支架相较于心脏搭桥手术的便利、低风险和术后迅速恢复的优点，两个市场的病人是能够切实享受到的，而在美国市场发生的该项治疗费用的大幅下降，却没有在中国市场发生。原本由科技发明和进步带来的 “低端颠覆性创新”，可以让费用较低的普通心血管医生进行血管支架手术，而“新市场颠覆性创新”又可以让原先承担不起昂贵的心血管外科专家手术费用的病人（非消费者），现在可以接受治疗。但是这些现象都却没有在中国市场发生，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颠覆性创新关于资源、流程、价值观（The Resources, Progress, Values Theory）的理论告诉我们，在位企业要把握创新机会，往往会困难重重。在政府医疗保障支出不足，医疗机构以药（也包含医疗器械）养医的大背景下，要求医院主动拥抱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一方面不需要进行支架治疗的过度医疗现象普遍存在，而另一方面，许多病人因为高昂的治疗费用（很大一部分是支架材料费用）而被拒之于接受治疗的大门之外。

在市场不能高效配置资源，为最多的消费者带来福祉时，政府作为促进大众福利为目标的非市场因素，就应该出手进行干预。一个行业的创新活动是否旺盛，往往取决于行业内企业的创新动机与能力，而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制定行业政策、税收杠杆、费率管制等多种手段，来加速创新的进程。例如，政府可以：
• 提升动机：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截至2013年10月底，虽然全国的民营医院已有10877家，在数量上已经接近公立医院，但门诊量和住院人数分别仅占全国医院总量的2.7%和2.5%，民营医院的规模和提供医疗服务能力，与公立医院相比，仍然非常之小。通过降低社会力量办医门槛，更多的药品可以进入医保名录、鼓励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到民营医院多点执业等方式，让民营医院有更多的发展方式；
• 提升能力：加强基层医院的建设，通过国家、省级、 市级、县级、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在让一些社区医疗机构配备一定的疾病诊疗设备并提供相应培训的同时，加强基层医院全科医生和住院医师的培养和培训。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从“放松角色限制”和“放宽核准机制”两个维度给予保障。“放松角色限制”，即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形成人才流动和资源合理分配。“放宽核准机制”，即允许“公退民进”，让更多的民营医院和第三方技术公司参与到国民的医疗服务体系中，通过其资本和技术优势，更好地补充医疗资源。

如果这些举措都能得到执行，医疗行业就有可能逐步走出目前的困局。随着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新鲜力量的补充，刘伟们也许就不用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才能治好孩子的病。而这，应该是创新推动下的新医改的美好愿景。